在没有和左教授接触之前，我远远的瞧见过她几次：已近暮年，身上却散发出一股优雅和清秀之气，言语轻快，说不出的让人觉得可亲可敬。后来接触多了，越发的爱听她讲话，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她也愿意对我这个外行娓娓道来，细心解说，令我十分感动。和左教授接触了几次，我逐渐对这个领域有了一些认识。生殖医学，从大说，关系到人类的繁衍生息;从小看，牵扯着一个家庭的幸福兴衰。而一个孩子，从远看，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近看，则是家庭幸福血脉相连的希望。
在这个发展时间不长，却有着重要意义的领域，左文莉——作为一个前驱者，见证了中国生殖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教育者和实践者，她带出来一批批专业的专家医生，给万千家庭送去了新生的希望。功成身退，本可以回归家庭，她又选择到另一个战地继续发挥余热，就是希望不辜负国家的培养，将毕生所学倾尽全力传授给年轻医生，解患者所难，排家属之忧。对后进者来说，左文莉，是一个不吝传教的前辈;而在中国生殖医学领域，左文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医之大者。
舍小爱，择大爱——立定从医
职业的传承往往来自世家，比如父母是医生孩子也更容易走上从医的道路。左文莉的选择却出其外，他的父亲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名中国电影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这似乎说明了为什么她浑身散发出一股灵秀的艺术之气，想必是家庭环境的熏陶所致。
谈到立定从医，那是她从小的志愿。虽然也很喜欢音乐，还曾凭借自己的天赋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和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手风琴表演班，但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左文莉毫不犹豫的把前面所有志愿都填上了医科院校，并最终如愿以偿被第一志愿——北京医科大学录取。
至于为什么弃乐从医，这个中缘由也来自她的家庭。由于最小的妹妹患有先天性疾病，妈妈为此一直东奔西走、操劳不堪。从小就有一份担当的她，特别心疼母亲，在陪伴妹妹治疗的过程中，许多次被医生那种救人急难、给人希望的形象深深感染，自此她就常想：“要是能当一名医生那该多好!”后来，眼前飘来飘去的白大褂终于穿到了她的身上，而一直以来对学习的钻研也带领左文莉在医生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前排右二：左文莉）
对医学的追求，带领她一路向前
今天的人们，在学习和择业上，选择的自由度很大。可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中国，一切还在计划体制下徐徐前行，人力和物资都比较匮乏，个人职业的发展全部听从国家的需要和分配。1970年从北医毕业后，左文莉就一竿子扎到了内蒙农村，先是劳动锻炼一年，接着从公社卫生院干起，然后又调到地段卫生院、县医院。作为一个从北京合法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当地算是高学历的医疗人才了，可是因为医疗设施落后，左文莉说：“我们就和赤脚医生差不多!”不过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开始和妇产科打交道了。
就这样，在内蒙待了四年后，1974年左文莉调到了石家庄的河北省医院。条件好了，她也开始增加临床方面的学习，同时到其他医院开展进修。工作逐渐稳定后，本可以踏踏实实的上下班，但是热爱学习的她一直没有停下来，工作间隙，其他同事会凑到一起聊聊天，她却不喜欢，总是手里捧着一本中英词典在那儿边看边记。也正是这本词典，帮她敲开了北医研究生院的大门。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左文莉是头一批考入母校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师从享誉国内外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开始了计划生育与生殖内分泌的研究。3年的研究生生涯，让她感到自己在专业上还有更多想去学习和钻研的地方，恰在研究生毕业后第二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摆在了她的面前。当时，导师严仁英教授代表中国卫生部参加中美医学交流互派留学生的会议，作为文革后国内头一批毕业的研究生，左文莉和其他几人被选定留学美国。就这样，还有些懵懂和迷茫的她，仿佛一个回神，就已经从大洋的此岸飞到了彼岸。
80年代留学美国，闯进“试管婴儿”领域
1983年初到美国，左文莉有点迷茫。美国导师问她：“你想学哪些内容?”她竟然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当时国内刚刚改革开放，与国外的交流非常少，对其他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不了解，所以虽然心里装着要好好学习，回去报效祖国的想法，却苦于不知从何入手。
自从1978年头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全球上一些发达国家，美国、欧洲等国都开始筹建试管婴儿科，当时中国还以计划生育为主，没有这个意识。没想到的是，年左文莉到美国时，发现他们正好在进行试管婴儿和不孕症治疗的项目，就这样左文莉加入了这个科研团队。第二年，北医三院的张丽珠教授开始在国内进行试管婴儿研究，一个在大洋西岸，一个在大洋东岸，中国试管婴儿的先驱者们积极吸收着世界先进技术，通过不断努力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垦荒和耕种着中国医学界试管婴儿领域的空白。
就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人类生殖专业后，左文莉跟随团队进行了临床与实验室的研究和实践，在做动物实验时，她每晚要去动物房给猴子打促排卵针，有一次一只猴子不乐意了，还抓了她一把。在导师Ricardo H.Asch的带领下，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左文莉参与的研究于年诞生出全球头一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后出生的婴儿。在美期间，由导师引荐，她还到墨西哥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腹腔镜手术，期间做了头一例腹腔镜绝育手术;回国后，她马上加入了北大医院妇产科的腔镜手术团队，多年来言传身教带出了很多技术精湛的医生。
回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有艰苦也有乐趣。因为留学生来自各个国家，印度的、意大利的……，所以讲起英语来什么味儿的都有，刚开始交流有点困难，时间长了却锻炼了她的英语水平，以至于回国后，有国外学者来京讲学，经常聘请她去当翻译。留学期间，左文莉的时间排的很满，她一心想着的就是不能辜负国家的培养，尽量多学习东西，回国后好好施展。
（左一：左文莉）
为专业尽责，为患者着想，她毫无保留
两年的留学生涯结束，左文莉带着“博士后”的头衔归国，开始了平凡又忙碌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一干就是30年。她总是说自己是“起大早，赶晚集。”她对试管婴儿的接触最早，从动物实验做起，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但是在国内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真正做起来还是比较晚的。多年国内外的经验，让她深深认识到，试管婴儿不是一个凑合干的事情，它需要的技术、团队等软硬件条件是非常高的，所以张丽珠教授领导的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是在环境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历经4年才成功的，非常不容易。她希望，尽己所能的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医生，为这个领域多带出几个技术过硬的团队。
工作多年，接待的患者无数，有国内的、国外的，甚至有来自非洲的黑人夫妇，对待每一位患者，左文莉都是尽心尽力、一视同仁。曾经有一对夫妻来找她看诊，妻子是子宫畸形，第头一次怀孕后有些出血，尽管胚胎还活着，医生却建议做了流产，可是做完两年没能再怀孕。夫妻很着急辗转找到左文莉，临走时往桌子上放下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非要让她收下不可，没等左文莉反应过来人就走了。第二次再来，左文莉把那个大信封完璧归赵还到他们手里说：“你放心，什么都不需要，我会给你好好看!”经过左文莉的精心治疗，这位女患者顺利怀孕，虽然又有出血，但是左文莉一直密切关注她的情况，没有急于做手术，并且在分娩时亲自到产房陪着她，最后顺利生下了孩子。这对夫妻非常感激她，后来和她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
左文莉说，从医多年，她感觉患者很不容易。而让她感触最深的是，患者总是在不断的返诊，耗费了金钱和时间，更令人惋惜的是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有些患者具备一定的医疗常识，能够找到合法的就医渠道，获得医生帮助;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比较迷茫，缺乏辨别能力，经常选择到一些资质不全、水平不足、责任心不强的医院就诊，导致走了很多弯路。左文莉说，如果患者能够在头一次就医就得到一个负责任的指导，就不会导致他们错过治疗时机。对于这种无序的就医状态，她常常感到无能为力，甚至经常为患者焦心。
1984年，左文莉教授赴美留学期间与导师和同学的合影
医之大者，缔造生命，爱泽四方
美中宜和生殖科的试管婴儿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年多的时间，经常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五楼生殖科的诊室门前，经常坐满了候诊的患者，而诊室里，则挂满了患者赠送的锦旗，感激地称左教授是“送子观音”。这些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有新婚不孕的年轻夫妇，有中年丧子的失独人群，也有婚后长期不孕的各色家庭。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但是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能够自然生产的夫妻来说，也许生一个孩子很容易，可是对这些不孕不育患者来说，却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波折。所以，左教授对每一位患者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左教授说，现在即使是在公家医院，做一个试管也得花费好几万元，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很认真才行。对不孕症患者要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心她，给她一个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所以，左教授总是会很详细地了解患者过往病史，甚至包括患者的家庭情况如住址，经济情况等，然后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适合患者的诊疗方案。
曾经有一位36岁的患者，她的治疗过程就很波折，她不仅曾有过三次流产，而且在B超检查时发现有个膈，并且卵巢功能也不好。她丈夫还是逆行射精，精子情况也不是特别好，进行人工授精之后也没有怀孕。后来，左教授建议他们做试管婴儿，但是做试管婴儿的药很贵，一天要一千多。后来考虑到这位患者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左教授给换了另外一种国产药。很幸运，用药不久后，患者的卵泡得以生长，取得了四个卵子，做了3个胚胎，质量都很好，经过移植之后，成功怀孕，最后生个女儿。然而，孕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发生妊娠糖尿病，左教授对她一直保持关注和随访，治疗妊娠糖尿病，保胎。直到生产后，左教授还一直进行随访。在一次电话随访时，对方一听见左教授的声音，就明显声音提高了八度，左教授深切地感受到她从曾经不孕的愁苦，到当了妈妈之后的雀跃和愉快幸福的心情，左教授也觉得很欣慰，倍感欢欣鼓舞。
还有一个也是36岁的患者，她的怀孕过程也很不容易。她月经是规则的，但是双侧卵巢都有囊肿，她之前在一家医院做了左侧卵巢手术后，五个月也没怀孕。经输卵管检查发现，一侧闭锁，一侧不完全闭锁。左教授想到她的卵巢功能可能也不好，为其做了相关化验检查后，果然发现卵巢功能也不好，卵泡也不多，左侧卵巢几乎看不见，也没有卵泡。这种情况，只能采用试管，可是第一次做试管不太理想，只获得两个卵，质量还不错，受精后有一个成功的胚胎。左教授说，在只有两个卵的情况，能获得一个胚胎已经算不错了，可是很遗憾，后来也没有怀孕。这位患者还想做第二次试管，左教授建议她先不要着急。在第二次试管之前，左教授让她先服用了一些辅助用药，这样两个月之后，再次做试管的时候，很可喜的，居然获得了4个卵，做成了3个胚胎。可是，当患者还沉浸在成功怀孕的喜悦之中，却发生阴道出血，检查发现宫颈有息肉。由于怀孕刚刚四十多天，不能轻易手术。后来她回到外地老家，左教授也是一直随访，嘱咐她多注意，等孕期大一点之后，再进行手术祛除息肉，术后也要注意不要感染。就这样，她们一直都保持联系，左教授说，下个月她就要生产了，一切都很好。左教授也为此很开心。
左教授说，对待患者，不管是医生也好，还是患者本人，信心很重要，尤其是医生，一定要给患者信心。有一位31岁的患者，就曾一度丧失信心，是左教授重燃了她的信心。她虽然很年轻，但是卵巢功能却很差，根据她自己意愿，在尝试了两次人工授精，没有怀孕之后。左教授建议她做试管。但是她辅助用药之后，促排卵不是很好，她自己就失去了信心，嘱咐返诊的时间她没有来，左教授觉得她还这么年轻，做试管还是很有希望的，就打电话把她招回来了，并改变用药方案，最后获得了两个卵，而且两个卵都形成了胚胎，移植后也成功怀孕了。
左教授说，由于二胎政策的开放，现在来的患者不仅有三四十岁的，47、49、50岁的都有，现在有一大批这个年龄段的人，她们非常希望要二胎，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失独人群，虽然她们的卵巢功能已经变差，但是也有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患者最后都怀孕了，所以尽管希望很小，作为医生，左教授还是希望尽医生的能力去帮助她们!
就这样，对每一个不孕不育的家庭，左教授都尽心尽力地用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帮助他们。让一个个失望甚至绝望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延续了家庭希望，成就了亲子间的天伦之乐。一个医生，用自己的博爱和一生追求，书写着不平凡的意义，释放着耀眼的光和热，而她的生活，就和万千普通人一样，平凡简单。
正所谓，医之大者，爱泽四方。
左文莉
职 称：主任医师 教授
教育背景：博士后
从医经验：45年
擅长领域：计划生育、不孕不育症的诊治、人工授精及试管婴儿技术以及生殖内分泌等
现 任：北京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生殖中心主任 生殖医学专家
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生殖中心负责人
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全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
北京市医疗机构计划生育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编委，《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常务编委，《生殖医学杂志》编委
主编《临床超声鉴别诊断学》、《女性疾病超声诊断》，参编《现代性医学》、《现代微创外科学》、《中国优生优育优教百科全书》等医学书籍1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曾赴美国、墨西哥学习人类生殖内分泌与辅助生殖技术及宫腔镜与腹腔镜技术，并获博士后证书;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修辅助生殖技术。
